大明如今开海对外通商，杭州能得海贸之利，便越加的繁华了，商贾之事也更加盛行，因此聚集于杭州的商人很多。
富贵楼，在杭州众多酒楼中连前十都排不上，却也颇有名气，尤以包厢众多为人称道。
杭州人都知道，商人们谈事最喜欢来这里。
其装修低调而奢华，菜肴、酒水也颇为实惠，很符合大多数商人的品味。
这一日，富贵楼小二们发现，几乎所有包厢的人都在谈论一件事，那就是新政将在浙江推行之事。
某包厢中，商人吴会同感叹道：“等了三年，朝廷终于要在我们大浙江推行新政了，不容易啊。”
“可不是嘛。”赵乾景颇以为然地接话，“想当初，我去应天府做生意，突然就发现以前的经验全不管用了，想要送钱办事，连门路都摸不着。
当时我就在心里大骂：朝廷搞的狗屁新政，把好好一个官府拆分出那么多职司，让人还怎么愉快地出钱办事？
可后来我发现，当耐下心来，学会新政那一套办事规章制度，按规矩来，我竟然一分钱没花，就把以前要花好几百两银子的事给办下来了！”
“我也有这经历。”包厢的另一位商人沈金元紧跟着接话，“想当初，我听说南京出产玻璃镜，好不容易找到个中间人，请一个南京玻璃镜厂的小吏吃饭，想要请他帮忙疏通关系，让我能拿到货。
谁知那小吏虽来吃饭，却是死活不肯收礼，让我直接到厂里按规矩拿货就行。
我当时心想，如今南京产的玻璃镜那么紧俏，我不疏通关系，直接进去怎么可能拿得到货？
看他急匆匆走了，我心里就认为这事黄了。只是抱着万一的想法，才去厂里试了试。
结果按照规矩走流程，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后面又在南京等了大半个月，竟真的拿到了货。
整个过程中，除请那个小吏吃了顿饭，是真没往厂子里多花一分钱，事后我都还觉得在做梦呢。”
吴会同笑着道：“南京的那些厂子按规矩办事还没什么，关键是新政下，官府办事不仅不收钱，而且办起事来比以前麻利多了。
以前你要半个什么许可、条呈，各种吃拿卡要不说，还得拖拉你好长时间。
现在去了照规矩来，那些新职司的官吏一会儿就给你办了，伱要是拖延时间，人家还生气呢。
这两年跟南直隶的官府打交道多了，每次再回来跟我们浙江的官府打交道，是真不习惯。
如今我就盼着新政快点在浙江落实，好让我们在浙江也能得到新政下经商的种种便利。”
赵乾景吃口菜，道：“据我所知，新政在浙江落实，好处可不止是经商的便利。
朝廷在昭武二年出台的专利法，诸位知道吧？只有我们浙江落实新政了，我们浙江的商人，才能获得某些民用技术专利授权，开办工厂。”
没有特别解释，三人便都知道，工厂非工坊。
工坊就是以前那种几十个人，至多几百上千人的老作坊，即便人多，生产效率其实还是低。
可工厂就不同了，就算没资格用蒸汽机，也能用水力机械及流水线的模式。还可以参观、学习南京那边的厂子，甚至得到技术指导。
所以在如今大明人词汇中，工厂就代表着更快乃至更高质量的生产能力，工坊则代表着老旧、生产效率低下、赚不了大钱。
“比如说造纸、造铅笔以及四轮马车部件等朝廷愿意授权给民间的技术专利，就必须得新政落实了的地方的商人才能承接到。”
赵乾景说着话语一转，“我听说有些家里田地多的，想方设法地活动，准备让新政无法在浙江落实。
这些人就是眼界太小，眼皮子太浅，只知道盯着土地、农夫身上赚得那点钱。
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新政落实后，他们随便做点生意，赚的钱都比从田地里收获多得多。”
吴会同笑道：“那样的人并不多，我们浙江开明的士绅、地主还是不少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浙江的土地价格不久一直在下降吗？这就是因为不少人看出新政必将在浙江施行，提前抛售田地。
如果不是有些田地来源存在问题，没人敢买，现在浙江的田地价格还要更低。”
赵金元道：“其实我们赵家，也是有一些问题田地的，不过如今家族里都看开了，也做好了应对准备。
大不了就是土地被没收一部分，然后拆分出一些支脉迁去北方安家。
反正肯定不会跟朝廷对着干——以当今天子的手段，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谁要那么干绝对是脑袋被驴给踢了。”
赵乾景深以为然地点头，“可不是嘛。跟朝廷对着干八成会失败不说，还可能被流放到边疆吃苦受累，影响子孙后代上进。
严重的，甚至可能被抄家砍头。为了那些田地，冒这么大的险真不值得。
就像吴老哥之前说的，眼界放宽阔点，眼光放长远点，把地窖里的金银拿出来办厂经商，不比在土里刨食赚得多？”
“···”
因为新政落实，对地方商人来说是件大好事，所以这三位高兴得很，酒菜下肚，难免说得有点多，声音也有些大。
却不知，在他们隔壁就就坐着三位杭州府颇为有名的大地主，钱唯、丁兰耀、周功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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