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六年三月的两河之战结束了。
此战泰山军前后破两县三军，威赫一时无两。兖豫的太平道气势大振，纷纷认为起事的时间已经到了，致书给冀州总教，建议趁着汉庭中原兵力削弱之机，趁机发动起义。冀州总教一方面批评了各方太平道的冒险，一方面去函给京都的马元义和唐周二人加紧联络宫中内应，随时听命令，对宫闱发动斩首。看来太平道也等不了了，起义就在眼前。
但这个时候，汉庭的官吏们并不知道，一场天翻地覆就在眼前，他们仍旧头疼于这个蹿起来的泰山贼。
三月攻势结束后，泰山军并未继续发动攻势，而是选择了蛰伏。
当时泰山郡郡南三县的主将羊续立即从中看出了泰山贼多半要采取防御态势，于是去信济北国的陈珪，信中道：
“先前，贼由奉高窜入博县、梁甫，看似进取，实仍是据险而守。我军之前令出多门，又分多路，是以被贼各个击破。不如以壮勇、豪强部曲扼守蒙山山口，不致贼踪出没，绝其抢掠，使彼无粮无盐，势必坐困。后大兵专攻奉高，可一鼓歼之。”
羊续给陈珪的建议一针见血，直指汉庭现在与泰山贼最大的优势不是战争，而是物资上的差距。现在泰山贼明显打算盘踞在泰山郡东南部，那趁着这个机会就守住各个要点，然后绝其粮盐，到时候贼军乏食无力，再出兵直接攻击贼巢奉高，一下子就能平贼。可以说，这个建议是相当老道的，不以一战功成为要，而是行长久围困，利用汉庭最大的优势，可谓老成谋国。
但羊续给陈珪的信，陈珪已经收不到了，因为他在被送到蛇丘没多久就病死了，全城缟素。
临死前，陈珪拖着病躯，颤颤巍巍给国家刘宏上了一份请罪奏疏，其在疏中写道：
“伏集济北国精勇四千南下剿贼，三月一战，一朝而丧，全因伏自逞匹夫之勇，贪功失利，以致全局顿挫，气难复振。”
随后，他就叙述了三月初三日，那场发生在汶水之东的血战：
“十三日，麾下中军校尉李臣与贼大战汶水之东，博县西北。此战，我兵与贼将阵前斗将，三阵三败，各部气沮，尤以前部蛇丘兵二百先溃。我方出阵，闻此不忠不孝之辈，急催扈兵二百名挥刀急驰前阵，督其回冲，但彼辈早已丧胆，怯如鸡子，皆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中军校尉李臣手刃二人，举弓而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当是时，我排众而出，激发全军天良，言：‘汉贼不两立，今日有我无他。’大兵为之一激，回身应战。但天有不测，忽降大雨，我兵无力再战，阵前撤退时，为贼所趁，溃退回营，我亦为贼所击，功败垂成。”
这里他稍微美化和重构了一下战事经过，因为这里不是重点。重点是，陈珪将此战的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
一方面这能平息济北国诸多豪右的怒火。三月一战，济北国精粹耗尽，多少衣冠蒙尘，他陈珪不把这个责任揽在身上，谁能扛这个责任？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他陈珪要为子孙着想。他回道蛇丘后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现在他一个将死之人把战败之责全部揽头上，那多少人需要承接他的恩情，他陈珪当然用不到这些情分，但他的儿子陈登用得到啊。登儿已经二十有一，如果要被举孝廉，就是这几年。有这些情分在，登儿后面在官场上也能顺利不少。
而且陈珪知道国家刘宏的秉性，其人对用事的老臣还是优荣的，他这次平叛虽然损兵折将，但他苦战而死，国家多半还会抚恤其子。这就是陈珪的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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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将这事做实，陈珪又在奏疏上写了自己的平贼论，这样一个忠
心为国，死而后已的忠臣形象就跃然纸上。
不要怪陈珪临死了还要演，在这官场上的，哪个分得清自己有多少是演，有多少是真面目。当你总要以假面示人的时候，往往一些真话也是需要带着面具去说的，到那个时候，又有谁还觉得假面不是真面呢？
至少陈珪就不觉是假面，因为他在奏疏上写的平贼论确实是真心所写，为后面剿贼尽力。
其人在论中所提方略竟与羊续写给他的不谋而合，只是更加系统：
“泰山贼狡悍不畏死，又据形胜自守，此不可急战之时也。务须坚忍持重，步步为营。俟贼饥馁，可一鼓成功。仆总结剿贼之要在三字，为‘堵’、‘坐’、‘战’。”
之后陈珪就总结了泰山贼的作战特点，百里趋近，转瞬如风，因粮于敌，以战养战。他认为打这些流寇就要堵，先堵其四面八方流窜之路，绝其兵员、粮秣的补给。然后就是坐，坐就是给每方面战区一个主将，专司此方守备。主将要求务必持重，不能浪战求速。只需贼来则击之，去则诱之；绝彼粮道，散彼贼伙。这就是坐战。而最后就是战，待泰山贼兵困军乏，战力大丧时，汇南北二军主力直接攻奉高，此一劳永逸。
可以说，陈珪不愧是汉庭最顶尖的能臣，虽然一开始焦急用兵，以致丧师覆旅，但主要并不是陈珪能力不行，而是张冲太强，泰山军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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