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在大恒，想让财富流通起来，却也并非那么容易。
天子想要的财富流通，是极具相对性的。
即……百姓有余财，这些财富，可以大部分存着不动，只有少量流通也无妨。
而掌握大部分财富的士绅豪商们的财富，才是天子希望财富流通的主体。
百姓家家户户有余财的情况下，天下百姓的抗风险能力，必然大大提升。
哪怕天灾依旧绵延，只要朝廷调控住了市价，家有余财的百姓，也绝不至于如大恒现在这般，若是算上前明那些年，十几年时间里，一个国家极大一部分财政收入，却皆丢进了赈灾的无底洞之中。
而这些钱粮，本该有其他很多用处。
甚至可以说，若没有这绵延的天灾，哪怕灾情之下的百姓，没有那么的民不聊生，草原与西北，恐怕早已平定。
百姓抗灾能力的缺乏，这天灾的绵延，就是给大恒戴上了一个厚厚的枷锁，限制着大恒的前进。
掌握大部分财富的士绅豪商之财富流通起来，才是财富流通的真正意义所在。
想法很美好，但现实，无疑很是骨感。
在时代的大环境下，这个天下，绝大部分握着财富的人，都倾向于将财富存放传家。
哪怕是最底层的百姓，家有余财，也更倾向于买地，种地。
完全就是一个仓鼠积财的社会大环境。
哪怕现如今，大恒对土地，有着极为严苛的管制政策，但，社会的主体财富，却也依旧更倾向于存储，而非流通。
如今财富流通的主体，依旧是新势力，即以武勋为代表的商业流通主体，而握着天下相当一部分财富的传统地主士绅，依旧固步自封，守着财富，想要躺在家里压榨百姓，收着租子。
完全可以说，“收租”二字，已然是浸入绝大部分汉民骨子里的习性。
但如今，收租这个习性，显然还没有发展到后世那般，用房地产收租，现如今，收租的主体，就是土地兼并，利用土地兼并，使得百姓无地可种，无粮可吃，只能当佃户，被压榨。
如此，显然与当今大恒的政策，极为不符。
但，很多时候，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年，大恒落马的绝大部分官员，也皆是因为如此。
《高天之上》
为了改变这个惯性，天子所施之策，亦是不少。
如土地改革，以田亩征农税，限制土地兼并，如对商业的扶持推行，试图改造收租这个习性。
如在昭武八年中旬，纸币流通开来之后，就曾下旨，改革大恒钱庄的存储与拆借之政策。
在这个时代，钱庄的存在，虽其职能已经与后世的银行颇为相同，但在一些方面，却无后世，有着天壤之别。
这个时代的钱庄，其出现的起因，只是因为金银铜这种金属货币，在商贸交易之中的笨重。
所以才有了钱庄这种本地存，异地取，亦或者异地存，本地取，这种类似于革新的存在。
故而，钱庄的作用，等于就是帮商人保管货币，让商人免去后顾之忧。
毕竟，若是带着大量金银行商，路上被抢了，被偷了，那就完全是自己的损失。
让钱庄代替保管，再怎么损失，也是钱庄的事。
如此，钱庄的作用，显然在于帮着保管，故而，钱庄一直都是会收取保管费用。
而非后世那般，存钱，还有利息。
钱庄的另外一个职能，自然就是贷款了，只不过，在这个时代，被称之为拆借。
如某个商行，缺钱，便可拿出可供抵押的货物，亦或者产业，到钱庄进行抵押拆借钱款，而钱庄，则会对商行拆借的钱款，收取利息。
前明末年，及大恒立国前几年，战乱绵延，天下混乱，朝廷财政不堪重负，就曾多次向大恒钱庄拆借钱款，以度难关。
这一点，钱庄和后世的银行之职能，显然差不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拆借这个职能，尚且还好，但存储的特性，却注定了，钱庄面相的群体，是被局限在了一股固定群体之中。
即需要异地商贸交易的商人！
毕竟，若是没有需要，谁也不会愿意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放到钱庄里去消耗，毕竟，保管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显而易见，保管存储，这个职能，在某些方面，已然不利于财富之流通。
而这一点，在纸币推行流通之后，亦是表现得更加严重。而随着纸币推行，保管存储，这个职能，显然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
毕竟，钱庄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金银铜金属货币，在商贸交易时不便，才有了钱庄，才有了银票的出现。
而现如今，纸币盛行，这个根本问题，已然不再是问题。
一沓纸币，揣在怀中，便可走南闯北，而且，随着近些年官道改造畅通，大恒也曾借改造道路之机，对各地匪寇进行清剿。
道路畅通，纸币轻便，匪患减少……
这三点，几乎就将钱庄的保管职能，彻底赶尽杀绝。
故而，在昭武八年中旬，天子便下旨，命钱庄对拆借与存储职能进行改革。
随即，在昭武八年末，钱庄上呈的新拆借存储之策，经廷议审核，天子批准，亦是正式在京城试行。
新的存储之策，变的方面，主要有两点。
一便是取消了保管费用，二则是对拆借放贷的口子，又一次放松了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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